【历史故事】明朝皇帝遗诏与即位诏除了确立新皇帝，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

在封建社会中，皇帝是一切的主宰。皇帝的遗诏与即位诏就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法律，是确立皇帝正统地位的重要政治文书，两者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君主专制制度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，多少人为了追求权力机关算尽，而在皇位更替之际就更是这样。古代因皇位交替而导致发生的斗争比比皆是，父子相逼，兄弟相残，酿成了不知多少人间悲剧，明朝也不例外。
一、以确保皇位顺利更替为核心
【【历史故事】明朝皇帝遗诏与即位诏除了确立新皇帝，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】不论是先帝遗诏，还是新君即位诏，其颁发均是在先帝去世到新君即位这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段，其目的在于使皇位继承者的人选更加明确，避免因继承人选不明确而导致皇位之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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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皇帝遗诏的篇幅一般都比较短，但涉及的问题却很多，而其中“认定即位之君”一项无疑最为重要。明朝12份遗诏，每份遗诏都把指定继承人这一点写的十分明确，不留下丝毫的歧义。
例如：太祖遗诏中：“皇太孙允炆，仁明孝友，天下归心，宜登大位，以勤民政。 ”这二十来个字可谓是字字千金。此后的每一份遗诏都是如此。因为继承人是王朝之根本，本之不固，国将危矣。而遗诏中的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个根本展开。在帝制社会遗诏就是法律，用法律的形式确定继承人是最为可靠可行的办法。
前有遗诏，后有即位诏。只有前任皇帝遗诏中指定的继承人才能颁发即位诏，继承皇位，其他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剥夺遗诏指定继承人的权利，都被认为是篡逆。篡逆在帝制社会是十恶不赦之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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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为什么明成祖即使成为一代有雄才大略之主，仍然被很多人所不齿。以方孝孺为代表，他们宁死不降，在他们心中明成祖朱棣既非太祖遗诏指定继承人，更非建文帝指定继承人，他永远是个篡逆者。
诸帝即位诏上承遗诏，是新皇帝即位改元的政治声明，是新皇帝施行新政的开始。只有新即位的皇帝是遗诏所指定之人时，即位程序才算是合理合法的，否则就是不合法的，必然会造成政治的动荡。
新皇帝的即位诏的颁布就表明皇位交接的顺利完成，一个时代过去，而另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始。翻阅诸位皇帝即位诏，可以发现，即位诏中都说明新皇帝是遵奉遗诏之命继承皇位的，意思是说新皇帝即位是合法的，是顺天应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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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诏与即位诏相辅相成，以文字表述的形式来保证政治的稳定。明代的皇位更替是相对比较顺利的，新即位之君都是大行皇帝遗诏中指定的继承人，没有出现因篡改遗诏，而导致政局混乱的情况，这或许是明朝国运延续270多年的原因之一。比较特殊的情况如建文、永乐之际，燕王朱棣以“清君侧之恶”的名义起兵。
可见，不管是否出于真心，朱棣起兵之时，在名义上并不是要否定建文皇位的合法性，而是要清理建文帝身边的齐泰、黄子澄等人。即使兵临南京，朱棣仍然声称要仿周公辅成王之例，辅佐建文帝。因此，建文、永乐之际的政局动荡原非对太祖遗诏本身的质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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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泰帝是在“土木之变”后皇位空缺、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，况且当时英宗在世，没有遗诏，故正统、景泰之际皇位的特殊更迭与遗诏无关。而英宗后来南宫复辟成功也是在景帝在世的情况下实现的，当时的情况不可能有遗诏，故景泰、天顺之际的政权更迭也与遗诏无关。
二、兴利除弊
即使一个皇帝在位时是多么的昏庸，多么的玩世不恭，但是临死时留下的遗诏却都有改过自新，追悔反省自己的意愿，有的态度还非常诚恳。这样，每当皇位更替之际，就会有兴利除弊、革故鼎新的大好机会出现，一些前朝的弊政在新皇帝即位后就能够得到改正。从这一点上来讲，遗诏与即位诏是一脉相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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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法型社会，父为子纲是三纲五常中重要的一条，按照阴阳关系来解释，父为阳，子为阴，阴必须永远服从于阳，因此，儿子服从父亲便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。皇帝是天下之大宗，就更是这样，新即位的君主不能明目张胆地否定先皇在位期间的政治措施，否则就是不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