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别处分行为有哪些( 三 ) _知识分享

最后，在德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家，“在对象是财物的场合，处分行为的有无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；在对象为财产性利益的场合，处分行为要素成为区分诈骗罪与无罪的基准”，并无不当之处。处分行为在对象不同时所起的作用不同，是因为刑法的规定，即由于德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刑法规定诈骗罪的对象可以是财物与财产性利益，而盗窃罪的对象只能是财物，所以，形成了上述局面，并不是因为通说对处分行为作了不同解释才形成上述局面。实际上可以作以下表述：在对象是财物的场合，处分行为的有无成为区分诈骗财物与盗窃财物的关键；在对象为财产性利益的场合，处分行为的有无成为区分诈骗财产性利益与盗窃财产性利益的基准。如果刑法处罚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，则处分行为要素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基准；但由于德国、日本、韩国刑法不处罚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，所以，在对象为财产性利益的场合，处分行为要素成为区分诈骗罪与非罪的基准。笔者主张财产性利益也可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，所以，即使少数说的上述主张具有合理性，在我国肯定处分行为具有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机能，也无不妥之处。
二、财产处分者必须是受骗者并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地位
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，使受骗者产生认识错误并基于该认识错误处分财产，因此，财产处分者必须是受骗者。如果财产处分者不是受骗者，而是受骗者之外的第三人，就不能认定财产处分者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了财产，因而不符合诈骗罪的特征。所以，财产处分者必须是受骗者（理论上对此存在争议，下面会具体讨论）。
在财产处分者（受骗者）与被害人为同一人的情况（两者间的诈骗）下，财产处分者既可能是财产所有者，也可能是财产的单纯占有者。
首先，当财产处分者为财产所有者时，即使其没有占有财产，也可能处分财产。例如，乙从市场购买一件古董后交由丙长期保管。某日，甲冒充警察，声称该古董与某项犯罪有关，需要扣押。乙信以为真，于是打电话给丙，要求丙将古董交给甲，甲将古董据为己有。事实上，该古董与犯罪没有任何关联。从表面上看，是由丙将古董交付予甲，似乎丙是财产处分者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因为丙没有受骗，丙只是根据所有权者乙的指示将古董交给甲；而乙是古董的所有者，也是受骗者和财产处分者，乙也有权让丙将古董交给甲。所以，真正处分古董的是乙而不是丙；丙只是乙处分财产的辅助者。此案表明，只要财产处分者是财产的所有者，即使其没有占有财产，也可以处分财产。
其次，当财产处分者不是财产所有者，只是财产占有者时，也可能处分财产。因为如后所述，所谓处分财产，是指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，所以，只要占有了财产，即使没有所有权，也可能转移财产的占有。例如，丙将自己的财物委托给乙保管，其间，丙给乙打电话，声称第二天派丁取回自己的财产。偷听了电话的甲第二天前往乙处，声称自己是丙派去的丁，乙将自己占有而归丙所有的财物交付给甲。处分财产的乙并不享有所有权，只是事实上占有了财产，但这并不影响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。所以，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，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受骗者对财产不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，其是否占有财产，就成为区分诈骗罪与其他犯罪的一个重要基准。例如，B进入地铁车厢后，发现自己的座位边上有一个钱包，于是问身边的A：“这是您的钱包吗？”尽管钱包不是A的，但A却说：“是的，谢谢！”于是B将钱包递给A 。如果认为B并没有占有钱包的行为与意思，因此他不可能处分该钱包，那么，A的行为就不成立诈骗罪，只能视钱包的性质认定为侵占罪或盗窃罪。如若认为B已经占有了钱包，则可以认定A的行为成立诈骗罪。
所谓财产的“占有者”，并不是民法意义上的占有者，而是刑法意义上的占有者，即事实上支配、控制财产的人。至于受骗者是否事实上支配、控制了财产，则需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。[18]
由上可见，财产处分者是否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，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。“本罪以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为要件，即其交付之物，不以本人所有为限，本人持有第三人之物，使之交付，亦然。”[19]
问题是，在受骗者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（三角诈骗）下，财产处分者与受骗者是否必须同一？换言之，是必须由受骗者处分财产才成立诈骗罪（既遂），还是必须由被害人处分财产才构成诈骗罪（既遂）？国外的少数观点认为，财产处分者必须是被害人，但理由并不相同。

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别 处分行为有哪些( 三 )

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别处分行为有哪些( 三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