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爱历史】康熙帝之所以能有廉政思想，是受什么影响( 二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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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和他的官僚队伍的努力下，社会环境逐步安定，民族壁垒有所消除，国力也慢慢恢复和强盛起来。上述这些举措可以说都是其廉政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实践基础。
（二）家庭教育熏陶
康熙帝冲龄践祚，少年亲政，十六岁铲除权臣鳌拜时就已经显示出其非凡的智谋及胆略。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文艺界，谈康熙帝都免不了提及其祖母孝庄后。
这些作品和研究成果中对孝庄后的颂扬是普遍现象，一味地称赞甚至出现了部分与史实不符的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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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治忠和孔永红《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》一文中提出孝庄后作为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之一，其实在政治博弈中败给了康熙帝，将她高度评价为皇帝的培育者、指导者有歪曲史实之嫌，大肆赞扬她“高明”的政治手段也不够客观。
此观点有详细史料支撑，具有一定说服力。不过康熙帝的父母在其幼年相继离世，在家庭中能对其进行教育的还是要属孝庄后。
康熙帝自己不止一次说“忆自弱龄，早失怙恃，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，鞠养教诲，以至有成。设无祖母太皇太后，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。罔极之恩、毕生难报。 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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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认为他的祖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指导者” ，也不能不承认孝庄后在性格塑造和政治智慧方面对康熙帝的影响。
孝庄后出身蒙古贵族，有良好的教育背景，也重视汉文化。
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二月十九日，皇帝召见学士傅达礼等人，称孝庄后十分满意诸儒臣翻译刊刻的《大学衍义》一书，于是“特出内币白金一千两”奖励在事官员。
《大学衍义》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著作，书中的治国方略、廉政思想等为后世统治者所推崇。孝庄后重赏修书大臣一举可从侧面反映她对汉文化的看重，此做法也影响了本来就勤学的康熙帝对文化学习更加热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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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幼聪明机敏，有好学之天资的康熙帝，刚至丁年就已经能熟读四书五经，又喜欢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以期从中寻得历代统治之得失。
他对经筵、日讲从不懈怠，起初实行日讲时只是隔天一次， “帝以人主临御天下，未有不以讲明学理为先者” ，之后便命学士日日进讲。
即使遇到修葺宫殿，甚至之后爆发三藩之乱时也不曾间断。起初他只是单纯听讲，后来觉得单方面灌输知识的教学方式无太大收益，于是花费时间提前自学做好功课，先由自己讲，之后再听讲官讲解，使得学问突飞猛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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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读书过于勤奋以致还患过咯血，即便如此犹不废读书之事，可见其对汉文化的热爱以及对自身要求的严格。
他学学问并非为显示自身学识，而是“实以学问为主权者所必需也” 。
读书如此，理政自不必说。康熙帝一生兢兢业业，以天下之心为心，以四海之利为利，实在非常勤政，稻叶君山称其为“公仆”精神。
孝庄后时常告诫康熙帝“古称为君难。苍生至众，天子以一身临其上，生养抚育，莫不引领，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”“致治兴化,必先修己” ，应当宽仁慈爱、温良恭敬、“谨尔出话，夙夜恪勤，以祗承祖考遗绪，俾予亦无疚于厥心”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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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史稿》记载，三藩之乱时，孝庄后念及军士劳苦， “发宫中金帛加犒” ，听闻各省遭遇灾祸， “辄发币赈恤” 。
孝庄后言传身教，使康熙帝深受“得众得国之道”的熏陶， “得众”既要得臣心，也要得民心，这是孝庄后的谆谆教诲，也是康熙帝无形之中习得的政治智慧。托饱读圣贤书之福，加之其祖母和优秀老师们的熏陶，康熙帝不仅宽厚温和的性情得以塑造，为其施行仁政奠定了基础，而且借情感笼络臣属之心的政治权术亦被运用得十分娴熟。
康熙帝批复官员们的折子，用语十分平和，很少有激动之辞。若遇臣工们的请安折子，他在告知对方“朕安”之后时常不忘问候具折人，若遇患病官员请求赐药治病或遣御医诊治，他也十分干脆而且慷慨，之后还不忘关心患病之人的病情。